推荐一篇好文章：“再说长平：舆论的偏执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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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实的莫奈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近日，南方报系著名时评家长平先生自爆“被辞退”！一时间微博热议，众自由派媒体精英哀鸣遍野，大呼此乃换届前的“清洗”顿感人人自危，更有五毛粉丝团为其默声抗议，“因言治罪”！长平先生自觉似乎比窦娥还冤。　　

长平此君谁人，南方报系中流砥柱也。2008年拉萨事件之际，此君以一篇《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声名大噪。在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周遭弥漫着仇恨、误解和弑血阴霾的藏区，长平的这篇评论实在让人不寒而栗。试问，在一个民众最需要冷静下来的时候，长平为什么还要再加一把火？这篇看似冷静的文章事实上选择了自己的阵营，让藏独分子们欢呼雀跃弹冠相庆，杀戮也变成了正义。此后的一段时间，长平很奇怪地淡出公众视野。长平的噤声，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宣传部门的干预，直至前不久有人爆出，事实上广东省委宣传部从未有过任何限制长平的文件，而藏匿长平不过是南方报媒揣摩“圣意”的“自作聪明”和内部的派系之争。有时候我在想，当“自由”和“生命”放在一起让我必选其一的时候，我该选择哪一个？长平的文章表态选择了“自由”，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讲，虚幻的“自由”远不如真实的“生命”来得真切，更重要的是，那种在焚烧、杀戮和血光之中的“自由”，不过阿鼻地狱映射出的虚妄。挑起民族仇恨，以自由的名义，在中国的大地，这是一种怎样的可怕逻辑？　　

回到当下，长平为什么被辞退？无论南方系是“奉旨行事”还是“自我阉割”，这背后隐藏的意义显然是要说明，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已容纳不下长平，即便是自由主义前沿的南方系也与其渐行渐远。当年一起战斗的同事，如今在长平的笔下也逐渐成为“当局”、“官僚”的化身，面目“变得可憎”。可巧的是，最近拜读了长平先生一篇叫做《反腐教育的“震撼效果”从哪里来》的文章，读罢之后，深感其人的偏执，也算更加明白了导致其南辕北辙的原因所在。　　

“体制恶”还是“人性恶”？　　

按照长平等精英的惯常观点，在中国但凡一切天灾人祸都是体制的错，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腐败以及现实罪恶是体制恶而非人性恶。无独有偶，同是南方报系的笑蜀前几日也在微博上痛斥机器之恶，大赞体制内人之善，论调一致令人感叹。而事实上，这其实是一句极端矛盾的话，如果机器真由无数真、善之人构成，又何致如此罪恶？　　
诚然，体制的缺陷制造了无数人腐化堕落的温床，正是三十年来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旧秩序瓦解，新的公民社会却尚未建立，使得转型时期许许多多的矛盾显得十分复杂，并且这些问题的的确确与大环境、大体制有关，非一日之功可改变。但倘若我们将道德滑坡、金钱至上仅仅归结于潮流所致，而不去追究人性根底里的真善与丑恶，这究竟是对人性的尊重还是还是漠视？长平曾在某一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辞留下过“总有一种力量令我们泪流满面”的句子，而后这句话成为评论很多大事的发端词。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尊重人性除了包括承认人性的善，肯定还有恶，除了悲悯一定还需自省。　　
说说长平提到的重庆，回到在打黑风暴应声落马的一帮官员和黑老大。当年罪恶之所以迟迟无人清算，并非没有机制，恰是因为前人的纵容、迟缓、阻碍恰是人性中的“恶”，使得体制发挥不了作用。笑蜀痛斥机器之恶大赞体制之内人善，并藉以善能改变机器之恶，却看不见机器仍由人尤其是人之恶在操控，到时候又在怪谁？　　
长平自己也说“贪官的悔过书是一种组织要求”，这何尝不是机制在感化人性，何尝不是体制在发挥作用，至于是否激荡心灵那也就见仁见智了，就好比高举“自由”大旗的长平也可以对拉萨的血光之灾视而不见。或许，他根本认为，民众的血是藏区“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又或许，他早已忘了知识分子“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信仰，单单让民众去死。　　
说到体制，事实上真正一步步将文强推向审判庭的其实也是体制，“空降”只是一种任职形式，打黑超常规却又不脱离常规。王立军没有创造新的体制，他依靠的始终还是体制内的资源——法律和制度，只是相比前人他更有勇气和智慧，选择了作为，选择了巧妙地运用机制。他原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个太平官，如果那样也不会有南方报系的撕咬，可是他没有。重庆打黑在体制内将文强以及一干黑恶势力绳之以法，我认为，这正是对当前体制最好的检验。　　
恶的人性操控了本就不健全的机器，人性恶更是主导，长平责备机器的不健全，却始终回避人性的自省与罪恶，他坚持着选择性失明，因为他绞尽脑汁要论证的其实只有一个——万恶的体制！　　

　　

“黑打”还是“打黑”？　　

长平早在《断裂中的重庆打黑》一文就曾主观性地认定重庆打黑的“黑打”实质。何为“黑打”，长平似乎没有做过精确的解释。笔者看来，重庆打黑其实包含了两个的内容，一个是法制层面即事实层面，另一个则是传播层面即精神需求层面。　　
我们今天回想重庆打黑，觉得那更像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忠义武侠故事，这样的传播效果并非说是失实，相反由于它反应了当前中国众多的社会情绪与民众精神诉求——对权力、腐败的憎恨，对英雄的崇拜，对公平的呼唤，其实更值得关注和讨论。打黑故事里，文强的“恶”与“黑”并不是通过媒体报道一次玩弄女星或是鱼塘藏钱就树立的，相反是他的贪婪映照了当下中国太多的丑恶现实，在经人们不断的口耳相传中传播被放大，于是民众中久积的对权贵阶层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不愤、对贪污腐败的憎恨于一刻间就集中到了文强集中到了重庆打黑上，且这种情绪大大超过了当局的预料，民众对重庆打黑几乎同声一致地叫好便是最好的佐证。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庆打黑的传播效果显然不是长平等人揣测的那样“导演民意”，如果真是我倒觉得他高估了当权者的智慧，相反这种规模化的社会情绪喷发与释放使当权者始料未及，只是打黑最终所表现出的秩序井然，恰也证明了当前中国体制的自我修补是值得信任的。　　
长平的偏执就在于他始终将传播层面上的打黑混同于法制层面的打黑，而事实上文强的鱼塘藏钱或者是谢才萍的保养男宠最终都不是审判的罪证，因为法律取证基于事实，长平最终也能通过报道得知了文强究竟藏钱多少，以及其他种种罗列的有据可查的罪证，这也说明体制的辟谣与纠正能力，重庆打黑在法制层面仍然坚守着它固有的程序，只是媒体太少关注，或者说是在民众斩杀贪官的呼声中被淹没罢了。　　
　 　
“舆论的偏执狂”是我对长　平　先生的结论。在主题先行的前提下，一切的质疑不过都是要证明体制之恶。在强大的犯罪事实面前，长平显是无法为文强及无数黑恶势力找说辞，在民众的众口称快前，他更不敢多加异议，渐而只能“反思”打黑的程序正义，讽刺廉政教育基地“震撼的反腐效果“，于是在他眼里文强的人性堕落无足挂齿，因为现实的一切悖论终是因为没有民主，终是因为万恶的体制。　　
长平等人面对群众的态度就是，需要你时，你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需要你时，你就是被“洗脑”的。他们看似最尊重民意，实则最漠视民意。在审视打黑中，长平始终以一个高贵的清醒者自诩，他无视传播层面民众的精神诉求，他不愿意相信民众对文强的仇恨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嫉恶如仇的忠义精神，他始终觉得民众都是被“洗脑”了。在幻想获取支持时是选票政治，民意独立则坚强，但在与自己意见相左时，民意却总能轻易地被人导演和操纵，长平先生，汝何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